在中山崖口，近100亩面积的晒谷场上，村民集体收稻谷的场面在珠三角其他地区已难得一见。 张鉴来 摄

　　◆当1978年前后，“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崖口村集体决定保留集体生产制度，并成功延续至今。

　　◆崖口“乌托邦”体制分为两部分，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学者称这是集体应对市场经济风险的巧妙方式。

　　◆随着政府布局经济发展“大棋子的扬起”，崖口村的未来有些迷失，或许珠三角最后的农耕文明不久后也将消失，“人间桃花源”景象将成为追忆？

　　被媒体称作珠三角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中山崖口村，走到了十字路口——在位37年一直维系该制度，且使其焕发出勃勃生命力的村支书陆汉满，在超龄12年后卸任，而中山“翠亨新区”的规划也让这个特殊村庄的未来制度充满变数。

　　这些年来，有在村里实地调研多年的学者说，崖口的集体制度是村民进入市场的特殊道路、应对市场风险的一种巧妙方式。也有农村问题专家说，崖口村通过集体进入市场，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村民中的鳏寡孤独者，体现了社会主义扶弱的特质。

　　无论前景几何，陆汉满在珠三角——这个资本和市场非常活跃的城市群——已经创造了“神话”。中山大学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说，崖口在集体经济制度的框架内，不断因应社会的变化，灵活地调整集体分配，在工业化引擎强劲的珠三角证明了远去的集体经济制度的发展空间与潜在活力。

　　崖口的“乌托邦”

　　1978年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但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

　　崖口村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东南部，背靠云梯山，面朝广阔的伶仃洋，占据水陆交通要道。台风将起时，晴空万里，可看到一水之隔的香港大屿山岛，山海间36平方公里之上，生活着3000多村民。邻居翠亨村是伟人孙中山的故乡。民国元年，孙中山曾携夫人从澳门登陆崖口并发表演讲。

　　村志在第一页撰写崖口基本情况：一村两制——崖口仍为人民公社制度，同时按照市场经济实行自由择业——这是崖口的独辟蹊径。

　　1974年在公社打杂的陆汉满被任命为崖口村支部书记。那个年代，他的主要工作是算政治账，农村支持城市建设。“国家各项上调任务重，单粮食上调任务，崖口村每年要负担163万斤，水稻生产水平低，村民日子很清苦。”

　　1978年改革开放，人民公社相继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两年后蛇口工业区的设立奏响了“春天的故事”。但陆汉满和村里的党员等150多人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保留集体生产。

　　一直以来，陆汉满都否定这种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政治理念，而是为了如何活下去。

　　于是带有历史记忆的情景仍在港澳人“眼皮底下”悄然保留。这个村仍保留着大队，下面分13个生产队。村里统一组织农耕生产、记工分，统一分配粮食，现有一半人外出，一半人留下参加生产。

　　每天，50多岁的村民谭中祥像上班打卡一样，把刻有自己名字的竹工牌挂到工作内容一栏，就去出工。时间由自己来定，以完成任务为评分标准。

　　年终，每个生产队收获的粮食，村里会以高于市场价格的一半收购，男60岁、女55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青年，每月免费供应35公斤的谷粮，剩余村民将以市场价30%购得粮食。

　　每年水稻收割后，村里大队会按照稻谷的产量与各生产队结算，各生产队再与各社员按工分进行结算。所以，工分多的社员收入也相应多。“这很好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工分是最科学、最合理的折算方式。”54岁的粮食生产管理员谭国健说。

　　集体的力量

　　他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到与大公司合作，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崖口向大海要了3万多亩土地

　　被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包围，单纯的集体经营农业显然是亏本的。

　　连续数年深入崖口村调查研究的经济学教授曹正汉说，不应用大锅饭来形容崖口的“乌托邦”体制，应分为两部分来看，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集体生产，按劳分配；一是处于外围的市场化制度(出租经营和合作经营)。

　　用陆汉满的话来说，集体制度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社会主义，也要资本主义。”为了补贴亏本的农业，陆汉满带领村民做过很多“资本主义”的尝试。

　　1979年崖口村甚至比蛇口工业区更早引进了中山第一批外来加工业、三来一补企业。如果延续下来，崖口村可能跟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并无二致——要么工厂连片，要么高楼林立。

　　废水、废气、垃圾，对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让他看到了办工厂的后患。“老实说，我也想要赚钱，但一想到土地上如果连菜都种不了，那有钱也没用了。有时候有些钱不能赚，宁可穷一些，也不能办厂。当时也有人反对，提出工业兴村。我不说啥，也不解释。”

　　在崖口写出毕业论文的曹正汉说，崖口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这些环境因素恰好为陆汉满等人实现“保护弱者，按劳分配”的社会理想准备了物质基础。

　　珠江经横门口在崖口汇入伶仃洋，裹挟着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海岸线不断淤长，久而久之，滩涂向前推进，后方形成大片新的陆地。它似海非海、似陆非陆，是蚝和虾成长的摇篮——陆汉满预测到，这些海水养殖场将在20年后变成陆地上的淡水养殖场，100年后变成肥沃的耕地。

　　他带领全村3000多人，从最初的肩挑背扛，到与大公司合作，筑堤围海造田，30年后的今天，崖口向大海要了3万多亩土地。“三件大事”中的第二件正是围垦，这成为陆汉满一生的荣耀。

　　正是这些围垦地用于出租养殖水产品，一年可以收租金1000万元，这些钱足够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而以出租的形式运作，则在最大程度上杜绝了经办人的贪腐。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教授认为，陆汉满的这种做法是通过农民共同体的力量化解市场经济的风险，从而保持了千百年来的农耕田园式的生活。

　　不卖地的村支书

　　《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曾广为流传，7条朴素的道理被摆了出来：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

　　2001年的一天，崖口7个自然村里的祠堂外，贴着相同内容的“大字报”。紧接着，部分村民拿着一封请愿书和17个村民签名的“崖口反腐败行动小组”名单，要求崖口村支部公布20来年的财务状况。

　　这件事一度打破了崖口村的宁静。“上访者的目的是要搞倒陆汉满，瓦解公社制度，好卖地分财。”每当回忆此事，从崖口村走出的学生、陆汉满的拥趸谭顺宁就很火。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说，崖口拥有远多于周边乡村的水田山地和围垦滩涂，这对于珠江三角洲极度活跃的资本来说，无疑是嘴边的一块“肥肉”。

　　陆汉满也意识到，矛头对准了他。他向镇政府汇报后，发表《告崖口海内外乡亲、崖口村民书》《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向村民解释事件经过，并对公告中提出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他知道，最重要的是争取崖口3000多村民的支持。

　　南朗镇政府组织18人工作组进驻崖口，审计组对崖口近20年的财务收支进行全面审计。一个多月的审计后，崖口村重归平静——工作组没发现任何经济问题，干部们是清白的。

　　《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地？》一文曾广为流传，7条朴素的道理被摆了出来：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

　　能怎么办？陆汉满也在问自己，他的压力越来越大。2002年，崖口村保留了小规模面积的围垦土地，留给崖口村委会管理，收益用于补贴农业生产，而剩余的两万亩围垦地进行了股份制分配。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到5.5亩田，一次性界定到人。

　　这个决定对陆汉满来说是艰难的。记者发现，在陆汉满写给经济学教授曹正汉的书面答复中透露一个内因：珠三角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土地财政作用愈发重要，分地到人可以回避正面争夺的矛盾。

　　到了2008年10月26日，异常热闹的一天，陆汉满一个人独自躲到了村里安静的角落。

　　此前，崖口村全体股民以高达99.14%同意1.17万亩土地征用协议。他们每人将获得14.2万元的现金补偿，和养老保险两项加在一起大约有17万元——这也意味每个村民5.5亩的土地股份只剩下了2.5亩。

　　这是陆汉满的决定第一次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他告诉记者，那段时间曾有不明是非的人到他家泼了大粪，一到夜里他就听到屋外有人装鬼叫。当有人劝他也签字卖地时，他反驳说，“如果我必须卖地，那我就到中组部要求退党。”

　　陆汉满说，他看到周边村上世纪90年代就将土地卖了，但分到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又失去了生计，现在的生活过得并不好。那份“五亩五分田”一分也不出让，他只有用一生的积蓄为自己一次性购买了养老保险，银行账户里只剩下139元。

　　迷茫的未来

　　矛盾困惑崖口村每一个村民。村民谭中祥告诉记者，他也希望多拿到一些钱，但如果土地卖光，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陆汉满退了下来，崖口却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年3月14日央企招商会上，中山市政府与香港招商局集团签订协议，规划在位于珠江入海口的南朗镇和围垦新区开辟“翠亨新区”。很快，“翠亨新区”规划从概念谋划阶段正式进入前期工作阶段，当地媒体发表一篇评论提到“先谋后动，动则要快”。

　　新规划在低调中快速成型，而谭顺宁和很多学者担心的是：这一带只有崖口村有大量的土地。

　　当地政府的意图很明显，一位官员对外表示，“广州有中新知识城，深圳有前海湾，珠海有横琴新区，东莞有松山湖，中山靠什么战略平台带动发展？”

　　而一位知情人透露，政府的想法是：虽然中山发展比较均衡，但城区对经济的带动能力有限。所以政府考虑有必要培育能够带动全局发展的新增长极，所以需要整合孙中山故里和东部沿海区域资源。

　　对于政府的新规划，陆汉满不愿意多谈，他只说，37年来崖口村积累的财富有五六十亿元，“这是不容易的，我做到了，很知足，每个人都是历史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我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但这还是急坏了对崖口制度有着非常深厚感情的谭顺宁——几年来，他已汇编了两本10多斤重的崖口历史资料，详细记录了村里这三十几年的各项重大决定是如何形成的。而一直观察崖口的专家、学者同样想保留这样一个集体经济制度的珍贵样本。

　　“我们应该对人类所创设的、凝聚了先贤智慧的重大社会制度怀有基本的敬意与理解，人民公社制度失败并不能代表集体制的失败。”吴重庆说。

　　矛盾困惑崖口村每一个村民。村民谭中祥告诉记者，他也希望多拿到一些钱，但如果土地卖光，自己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接任陆汉满的新书记谭伟钦称，他会延续集体经济制度，但外部市场经济的竞争给村民和干部带来压力，未来只能由全体村民说了算。

　　一生坚持“三不原则”——不陪吃饭、不用手机、不讲自己只讲村务——的陆汉满和村民用了37年营造了外人眼中的“桃花源”。

　　这是陆汉满家外的景象：山清水秀，稻田连阡陌，果飘香鱼欢跃，劳动者忙碌于田间地头，农业生产设施和大型收割机械随处可见。

　　这一切，或许，陆汉满终究会失去。

　　●南方日报记者 赵洪杰

　　发自中山